白求恩生平简介

　　白求恩，1890年3月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温赫斯特镇。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医生，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白求恩1909年秋就读于多伦多大学，学生物学和生物化学。1922年2月，录取为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1924年至1935年，先后在美国、加拿大行医，并当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五人理事会理事。1935年8月，应邀赴苏联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并在苏联参观访问。回国后致力于建立社会化医疗制度，主张医疗要为那些真正需要治疗而又无力支付费用的穷人服务。1935年11月，加入加拿大共产党。1936年10月奔赴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前线，创建流动输血站，为前方提供了卓有成效的医疗救援服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后，白求恩率领医疗队于1938年3月抵达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担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白求恩坚持在前线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有时一个月行军四五百公里，连续做一百多例手术。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以致引起败血症，于1939年11月12日病逝于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指出：“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一、少年时的坎坷经历 　　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3月3日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约翰街。 　　白求恩家族是16世纪中叶从法国北部迁居到苏格兰，18世纪又从苏格兰移居到加拿大的。父亲马尔科姆·尼柯尔森·白求恩是长老会的牧师，母亲伊丽沙白·安·古德温，曾当过传教士，祖父亨利·诺尔曼·白求恩是一名杰出的医生。祖父在白求恩的心目中有极高的地位，以至成了他人生追求的标准。 白求恩的幼年时代是在格雷文赫斯特度过的，1896年全家定居多伦多，并在那里读完了小学、中学。中学期间和之后的两年里，可能是为减轻家庭负担，白求恩曾送过报，在学生食堂当过招待员，在客轮上当过侍者，在报社当过兼职记者，在农村小学当过教师。这种坎坷的生活经历，使白求恩从年轻时就对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有了深刻的了解和切身的体验，并产生出深深的同情心，从而为他以后的人生追求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立志学医，三度从军 　　1909年秋，白求恩考入多伦多大学，学习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1911年9月，白求恩开始在安大略省苏必利尔湖以北的边疆学院任教，后又在阿尔戈尔马区丛林里当过一段伐木工，并在晚上给移民工人上英语和文化课，以至在《温尼伯论坛报》当过一个时期记者。1912年9月，重入多伦多大学学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正在大学读书的白求恩应征入伍，在加拿大第二战地救护团服役，任战地担架队员。他随军东进，越过大西洋，到过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在比利时西北部的一次战斗中，左腿被炮弹炸伤，接受住院治疗。 　　1915年11月，白求恩伤好退伍后又回到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继续上学。1916年12月毕业，获学士学位，不久便到安大略省斯特拉特福城行医。1917年，他再次参军，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任伦敦查塔姆医院上尉军医，后又在“飞马号”军舰上担任医生。1919年2月退伍后，在伦敦大奥蒙街儿童医院任实习外科医生。

1920年2月，白求恩第三次参军，在加拿大空军任上尉军医。1920年10月退伍去伦敦，在西伦敦医院实习。一年后，赴爱丁堡皇家医院，准备参加皇家外科医学会考试。1922年2月3日，经过严格考试，白求恩被录取为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随后返回西伦敦医院任外科医师。 　　1922年8月，他与弗朗西丝结婚，接着赴瑞士、意大利、法国、奥地利、德国旅行6个月，在各国观摩了外科名医的示范手术。1924年初，返回加拿大，在安大略省斯特拉特福和魁北克省的鲁安住了一段时间，并去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城梅奥诊所进修神经外科。之后，在美国密执安州底特律市定居，并正式挂牌行医。1926年，被聘为底特律医学院医药学讲师。

三、逆境中搏击，奋斗成名 　　正在白求恩事业有成，前程远大，十分乐观的时候，病魔缠住了他。1926年夏天，他患上了可怕的肺结核。这种病在上世纪20年代就如同今天的癌症。 　　1926年12月16日，他住进了设在美国纽约州的特鲁多疗养院。为了不拖累年轻的妻子，他忍痛和她分手了。在疗养院里，他接受保守治疗——“休息”疗法。白求恩倔强的认为，“人，不应当听任大自然的裁决！”他拒绝了医生的“静养”疗法，一头扎进了疗养院的图书馆里查阅有关资料。突然间，他在一份医学杂志上发现了“人工气胸疗法”。这篇文章不应当未被疗养院的医生们看到，而是大多数的医生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白求恩在认真研究了这种治疗方法的理论和利弊之后，毅然决定让医生在自己身上大胆地进行实验。当医生们仍在犹豫不决时，他撩开衣服大声地说：“诸位先生，我欢迎危险！”医生无奈，只好对他进行人工气胸疗法。 　　事实给了有力地回答，气胸疗法不仅治好了白求恩的肺结核病，还使白求恩在胸外科疾病的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以至使他在后来发明了新的胸外科治疗器械。白求恩向死神挑战，创造了30年代的一个医学奇迹。当一位密友问他为什么敢冒这么大的生命危险时，他回答说：“我已经37岁了，我要为人类作些更重要的事，而且在我死亡之前要完成这一事业。” 　　特鲁多疗养院图书馆的大量藏书，使白求恩大开眼界。面对当时大量的肺结核病人和很高的死亡率，白求恩深感自己的医疗知识不足。1927年12月，白求恩痊愈出院。他来到美国纽约州的雷溪州立早期结核病医院，进修生物化学和细菌学，并致力于结核病感染问题的研究。1928年4月，他返回到加拿大蒙特利尔，进维多利亚皇家医院工作，并做了北美著名外科医师爱德华·阿奇博尔德大夫的第一助理。一年多后，与弗朗西丝复婚，不过5年后俩人又离婚了。 　　白求恩的医学才华很快显露出来，两年后在维多利亚皇家医院做外科工作的同时，兼任了圣·安娜贝莱佛军医院退伍军人分院肺结核顾问。1931年秋，赴美国西南部进行短期讲学和研究工作，并作手术示范。几年来，白求恩研制和革新了白求恩氏人工气胸器械、白求恩氏肋骨剪等三十多种外科器械。他设计的一些新的外科手术工具曾由美国费城一家公司制造和发售。白求恩的名声和地位与日俱增，被邀请外出会诊、讲学以及作手术示范已是常事。他的多篇学术论文在加、美医学刊物上发表，并应聘在麦吉尔大学兼课。随之而来的是被授予一个又一个头衔：1932年初，当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非正式会员；1933年初，就任加拿大蒙特利尔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并兼任圣·阿加莎的劳伦斯皇家结核病疗养院和综合妇科医院顾问；后又应聘为加拿大联邦和地方政府卫生部门顾问；1935年当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正式会员，并成为该学会五人理事会理事。

四、伟大的良知 　　白求恩成名后仍然惦记着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们，他在蒙特利尔市加拿大进步协会发表讲演，主张由政府资助结核病防治工作，并在蒙特利尔郊区开设了一所门诊，定于每周星期六的下午为贫困患者免费治疗。 　　白求恩的个人义举，显然是难以改变这种社会现实的。为此，他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一面揭露当时资本主义体制下非人道的医疗制度，一面号召医务界的同行们行动起来，主动为那些贫困患者服务。他号召他的同行们：“医生应该献身于维护人民健康的事业”；“我们应该像修道士一样，穿起布衣草鞋去工作。我们的目的是保护和救活人的身体。这应该是一种神圣的目的，我们的献身也应该像我们的目的一样神圣”；“我们要到人民中间去！我们要到人民中间去！取消挂牌行医，改变整个医疗制度”；“医生们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医疗工作者的团体。我们要到贫民区去，到最需要最迫切的地方去”。

五、加入共产党，大力倡导医疗社会化 　　1935年8月，白求恩有幸应邀去苏联列宁格勒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国际生理学大会。在那里，他会见了著名学者巴甫洛夫，参观了医院、疗养院和妇女保健中心。他看到社会主义的苏联，对肺结核病的预防和治疗已经取得明显的效果，肺结核病的死亡人数，只有沙俄时代的五分之一，这不免引起了白求恩的震惊。他作为一个胸外科专家，一心一意要根治肺结核病，奋斗多年，毫无结果，而自己的心愿却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成为实现。此时，他深切地感受到社会主义进步制度才寄托着人类的希望，从而也使他终于找到了自己所应追求的人生目标。 从苏联返回加拿大后，白求恩开始逐渐与加拿大共产党接近，热情参加魁北克省共产党组织的报告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活动。1935年10月，在蒙特利尔市“苏联之友”协会举办的集会上，他发表了访问苏联的观感演说，盛赞苏联的医疗制度。同时，他还发起成立了蒙特利尔保卫人民健康委员会，并亲自任会长。该会以“改善人民医疗卫生条件”为宗旨，参加者有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百余人。 　　1935年11月，白求恩在蒙特利尔秘密地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 之后，他便进一步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呼吁，大力倡导社会化医疗改革。他甚至在1936年2月赴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城参加美国中南部医学大会，宣读有关麻醉术论文时，也不忘进行实行社会化医疗改革的宣传。特别是他在蒙特利尔外科学会一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从医疗事业中清除私利》的讲演，其观点犹为鲜明。他说：“在‘用一切办法赚钱’的资本主义体制下，医疗是一种典型的行业。它会呈现出有趣而令人不快的现象，这种现象可以概括为‘医学发达，却健康不足’”。他呼吁：“政府应该把保护公众健康看作自己对公民应尽的首要义务和职责。实行社会化医疗，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实做法。社会化医疗意味着保健变成公共事业，就像邮电局、陆军、海军、司法机关和学校一样。”他接着指出：“25年前，被称作社会主义者是一件不齿的事情，如今，不是社会主义者才是荒谬的。我们相信合作的力量可以使所有人过得更好。” 　　另外，白求恩对人们的爱心是多方面的。他多才多艺，业余时间还从事美术创作和文艺作品创作。他的油画《手术室之夜》，曾在蒙特利尔举办的画展上展出。1936年夏，他所资助创办的蒙特利尔儿童美术学校，校址就设在他自己的家里。

六、赴西班牙，投身反法西斯前线 　　1936年7月18日，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发动了武装叛乱，第二天马德里电台即播出了政变的消息。不几天，德、意法西斯希特勒、墨索里尼派出大批军队入侵西班牙，支持反动派镇压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面对这种情形，美、英、法等国实行“不干涉政策”，客观上起到纵容法西斯分子的作用。与此相反，国际上五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和进步力量，却积极调集各方力量，组成国际纵队，与西班牙共产党和广大劳动人民并肩作战，以鲜血和生命来保卫人民的自由与和平。这时，在多伦多一个援助西班牙的医疗队已经组成，正在整装待发，他们的队长就是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 　　西班牙发生法西斯政变和美、英、法等国对此采取的错误对策，使白求恩无比愤怒。他向组织提出了到西班牙去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的要求。其实，当时白求恩领导的蒙特利尔保卫人民健康委员会的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特别是安大略省议会选举前夕，向候选人、魁北克省总督及医学界、宗教界发表的“保健会”宣言书和他抨击当时的医疗制度和建议实行社会化医疗的亲笔信已经付印，一系列工作正等待他去策划和组织落实；同时，他的事业正如日中天，显现出美好的前途；而且，当年他已46岁，恰巧又有一个女人正在追求他。对于这一切他都毫不犹豫，为了人类的自由，为了和平，他毅然辞去圣心医院和在其他地方的职务，放弃了追求他的女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他在日记中写到：“时代强迫着我们做出残酷而且不能挽回的决定。” 　　10月24日，他率领着自己的医疗队，从魁北克登上“不列颠女皇”号轮船，驶向大西洋彼岸，奔赴西班牙前线。11月3日，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七、创建流动输血站 　　白求恩来到马德里的时候，德、意法西斯正在对这个城市猛烈进攻和狂轰烂炸，在强大的现代化装备的法西斯军队进攻面前，许多西班牙优秀儿女和国际纵队的战士倒下了，但大家毫不怯懦，前赴后继。 面对这些英勇的战士，白求恩反复考虑自己如何为他们提供有效的帮助。有人建议他去医院做手术，可是他想，医院多一个外科医生又能救活几个战士呢？他在观察了前线的救护工作和一些医院的情况后，发现由于伤员得不到及时输血，许多人在半路上就牺牲了，因此，前线的救护工作急需解决的问题是输血。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白求恩毅然决定建立流动输血站，把血直接送到前线去。他的想法在得到西班牙卫生组织负责人的支持后，便亲自前往巴黎，购买所需器械，又到伦敦向那里的一位输血专家请教了有关专业问题，一切准备就绪后，在马德里普林西帕·德·维卡拉大街36号，建立了加拿大输血站。随后，通过电台、报纸发布消息，号召人们为支援反法西斯战争自愿献血。 　　很快，第一批数百名志愿者献了血，并且保证三周以后还来献一次血。献血者的牺牲精神，深深感动了白求恩。 从那以后，在马德里前线凡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常常可以看到白求恩和他的助手开着的那辆雷诺牌汽车。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们每天输血高达一百多人次。实践证明，他们这项工作远远超过了一般医疗工作的意义。 　　白求恩的流动输血站，轰动了整个前线，成为战争中实施救护的一种重要手段，为西班牙共和国挽救了一大批战士的生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场的形势，但人们不会忘记，白求恩曾经为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以致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都纷纷加以仿效。

八、到中国去 　　1937年5月18日，受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委托，白求恩离开马德里，返回多伦多，先后在加拿大、美国许多城市日夜奔波，巡回讲演，为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募捐，并计划在北美工作4个月，一旦为他的输血工作筹足了款，就回马德里。临到夏末，他改变了主意。7月7日，日本军队对中国全面入侵，开始了新的屠杀。一个空前的历史事件发生了！听到这来自亚洲的巨变，他在讲演中无比愤慨地指出：“章鱼状的垄断资本主义已四处伸出触手，日本侵略中国即是一例。”他认为，“那里(指中国)也是西班牙呀！更大范围的西班牙！人类在走向世界大战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他觉得现在的中国更需要他，他在西班牙取得的经验拿到中国会有更大的用处，他决定到中国去。 　　白求恩在以后的一封信中曾谈到过自己为什么不返回西班牙而来中国。他说：“你要明白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请读一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红军在长征》和贝特兰的《中国的第一步行动》。” 　　第一位邀请白求恩来华援助中国抗战的是爱国教育家陶行知。1936年7月，他为了联合华侨和国际人士支持国内抗战，自筹经费，奔走呼号于世界28个国家和地区。1937年7月30日，陶行知先生应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宴会，与白求恩会面并向他详细介绍了“七七事变”后中国的形势，白求恩十分感动，立即毫不犹豫地表示：“如果中国需要医疗队，我愿意到中国去。”向加拿大援助西班牙委员会作出解释后，白求恩将自己的想法通知了加拿大共产党，以后又通知了美国共产党，加共和美共同意联合派遣他率医疗队到中国去。白求恩立即去美国与美国援华委员会、和平民主同盟商谈筹备援华问题，并开始在加、美两国进行演讲和募捐。终于募得一笔数量可观的资金，加上美国援华委员会提供的拔款作基础，便着手购买医疗器材和物色医疗队人选了。到年底，由诺尔曼•白求恩与美藉外科大夫帕尔森斯·吉安·欧文和一位能讲汉语的加拿大女护士琼·尤恩组成的加美援华医疗队正式成立，接着将从纽约采购到的药品器材等物资送往加拿大温哥华港。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终于完成了来华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九、会见宋庆龄、周恩来 　　1938年1月8日，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自温哥华乘“亚洲女皇号”邮船启程了。1月27日抵达香港。中国共产党派联络员李云小姐转告住在香港的宋庆龄先生，希望她能出面通过正当途径，安排白求恩和他的医疗队到中共游击区工作。宋庆龄立即与李云一起前往白求恩下榻的饭店会见并宴请了白求恩和医疗队成员。经宋庆龄亲自出面与国民党及香港有关方面力争，终于安排白求恩医疗队到武汉后即去八路军办事处。 三天后白求恩他们乘飞机来到武汉，前来迎接的人中有先期来到中国的美国革命作家、著名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抗日战争爆发后，史沫特莱曾与毛泽东主席联名给国际红十字会和美共总书记厄尔·白劳德写信，呼吁他们派医疗队来华到敌后八路军那里服务，并援助救护车和医药物品。此事得到美国红十字会和美共、加共的支持。 　　白求恩同志率领的加美援华医疗队抵达武汉后住在友人鲁茨主教宅邸，经史沫特莱协调，当时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立即派王炳南去接头。听说白求恩同志要求去山西前线，周恩来十分高兴，便与博古亲切的接见了白求恩一行，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我党的政策。八路军军医处长姜齐贤也参加了会见，同时介绍了八路军缺医少药的情况。考虑到从延安去晋察冀更安全些，周恩来建议他们先去延安再到晋察冀前线，同时指定王炳南抓紧为他们办理去延安的有关事宜。在等待北上期间，时值日寇对武汉进行大轰炸，白求恩冒着生命危险，与助手尤恩在汉阳高隆庞修女会诊所(即现武汉第五医院前身)工作了一周，为伤员做手术，挽救了一批生命。

十、历险北上 　　那时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刚刚形成，中共方面的人由武汉乘火车去西安是自由的，没有限制。但日寇正自华北向南进犯，铁路沿线经常遭到敌机轰炸扫射，在这种情况下，北上是有很大危险的。2月22日，周恩来安排专人护送白求恩一行乘火车离武汉去延安。 　　在决定北上问题上，美籍医生帕尔森斯与白求恩发生了分歧。这样，只有白求恩和尤恩带着笨重的物资出发。到了郑州，改乘陇海路火车，不是直接经西安到延安，而是改由潼关、风陵渡过黄河，经运城、侯马到临汾八路军总部后，再设法去延安。2月26日到了临汾，恰逢敌人发动晋南战役，日军调集三万多兵力分三路进攻临汾，天上是不时飞来进行轰炸的敌机，地上到处是逃难的群众和溃退的国民党士兵。八路军总部也已转移，一时联系不上，情况十分危急。几经周折，终于与八路军总部转移时特意留下来等候白求恩援华医疗队的临汾兵站民运科长李真碰面了。2月28日在临汾兵站的安排下换乘马车，渡汾河西行，经新绛到山西省河津县，再经禹门口过黄河进入陕西。离开临汾后，遇到敌机的轰炸，护送白求恩援华医疗队的人员中有4人受伤，有15头骡子炸死，12头骡子炸伤，人和装载医疗队物资的大车，在漆黑的夜里赶路。敌人的飞机飞得很低，甚至可以看清机仓里的飞行员，后来战士们用步枪射击，敌机才不敢低飞。3月4日，在山西省河津县，大伙儿为白求恩庆贺了48岁生日（白求恩生于1890年3月3日）。河津县位于黄河东岸，他们在那里住了5天。3月7日，医疗队总算先于敌人一天抢先渡过了黄河。2月28日，医疗队离开临汾不久，日军就占领了临汾。接着日军又进占运城、风陵渡等地，黄河北岸的主要交通干线和主要城市都落入敌人之手。几乎是医疗队刚刚离开某地，日军就进占某地，日军在他们离开河津一天后就到了那儿。白求恩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和紧跟后面的日军之间没有一点遮栏，这实在使人毛骨悚然。 　　3月8日，过河后的第二天，白求恩带领一些人去搬运没有运走的物资，就在这时，敌人用机关枪向他们扫射，说明日军已经到了河对岸。他们爬进了一条战壕。从那儿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岸的敌人。他们企图通过一块没有遮拦的空地，敌人又向他们开火。黄河两岸的敌我两军，互相用炮火封锁渡口，白求恩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下，将医疗队的物资安全运到陕西韩城。 　　在韩城住了一个多星期，等待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卡车来接。3月19日卡车终于来了，在路上又走了两天才抵达西安。在韩城期间，白求恩在设于一座庙里的部队后方医院医治了许多伤病员，每天都有许多患病的老百姓包围着他们。他在日记中写道：多么紧张的一个星期呀！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正赶上朱德总司令开会路过西安，朱老总热情地接见了白求恩，并详细介绍了山西前线的情况，以及从延安去晋察冀的具体路线。 　　在西安，白求恩还会晤了加拿大圣公会派住河南商丘保罗医院的理查德·布朗大夫。布朗自愿请假3个月随白求恩医疗队工作，白求恩欣然同意，并相约在延安相会。 　　3月底，白求恩乘卡车来到延安。

十一、与毛主席彻夜长谈 　　白求恩到达延安，受到了各界的热烈欢迎，并很快结识了先于他来到延安的美国纽约州水牛城的医生马海德。 白求恩到延安，刚安顿下来，便向八路军卫生部领导提出想见毛泽东主席的请求。第二天吃过晚饭，卫生部长姜齐贤满脸喜色地来到白求恩的住所，一进门，就高兴地告诉他：“白求恩大夫，毛主席今晚要会见你！”白求恩想不到会这么快实现自己的愿望。 　　晚上10点多钟，白求恩一行踏着月色，来到凤凰山毛主席的住所。刚一落座，白求恩便郑重地将自己的党证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向白求恩询问起西班牙战场的情况，白求恩认真地作了回答。接着，毛泽东详尽地阐述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形势，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中国的抗日战争前途，以及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纲领和计划，并且强调了斗争的持久性。 　　谈话转到晋察冀前线医疗方面。毛泽东向白求恩征询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最有效地救治前线伤员。这是白求恩到达延安后已经考虑成熟的问题。他肯定地说：“我觉得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组织战地医疗队，到前线去抢救伤员。”来中国之后的经历使白求恩感觉到，像在西班牙一样单纯组织流动输血队的方式在中国是不适宜的。 当毛泽东问到医疗器械如何解决时，白求恩说，自己带来了一批医疗器械，足够供给一个战地医疗队的。 从来中国后同卫生部领导的谈话中，白求恩已经了解到由于药品、器械和医务人员的缺乏，前线八路军重伤员死亡率很高。他接着对毛泽东说，重伤员是能够救活的。根据他在西班牙的经验，如果手术及时，这类伤员百分之七十五一定可以复原。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欣然同意白求恩组织战地医疗队到前线去工作，同时也指出可能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请他必须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白求恩告诉毛泽东，他立刻就写信给纽约国际援华委员会，通知他们这个决定，并请他们拨款来推进这项工作。 根据当时给白求恩当翻译的黎雪同志回忆，毛主席与白求恩会见的时间一直持续到午夜之后，浩月当空，毛主席和白求恩并肩步出窑洞握别。 　　白求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和毛泽东同志对面坐着，倾听着他的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和朱德在那伟大的行军中怎样领着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丛山里的黄土地带。由于他们当年的战略战术经验，使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了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和白求恩一同会见毛主席的还有护士琼·尤恩。

十二、在延安 　　在延安，军委卫生部安排白求恩作适当休整，并安排他参观了边区政府、学校和周边环境，同时还请他给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工学院、东北干部训练团进行了巡回讲演。延安给白求恩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在日记中写道：虽然延安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我立刻觉出她是管理得最好的一个城市。……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医院设备虽然简陋，但这儿的政府却已经实行了人人免费的医疗制度！ 　　不过他最关心的还是病人，他急切地提出要到医院探视病人。他说：“探视病人是我的责任，不间断地工作是我最愉快的事情。”在延安的中央医院，他探视了每一个病房的每个病员，对俘虏的日军伤员也一视同仁。在医院视察时，白求恩高超的手术技巧使在场的医务人员十分佩服。在医院组织的座谈会上，大家无不希望他能留在延安工作。但白求恩坚定地说，我们的伤员在黄河对岸的晋察冀边区，我们的医疗工作必须在战场上，和战士在一起！ 　　白求恩同志带到延安一部X光机和发电机，于4月初安装好以后，开始给中央和有关方面的同志检查身体。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结识了陈云、陈赓、肖劲光等许多中共高级干部。 　　4月底，随白求恩一起到前线的医疗队组建完毕。5月2日，白求恩率医疗队离开延安，前往晋察冀边区。 白求恩同志在延安只停留了一个月。

十三、暂驻贺家川 　　1938年5月14日，白求恩一行带着17头牲口驮的药品器械，由八路军卫生部姜齐贤部长陪同，途径二十里铺、延川、米脂，到了陕西省神木县贺家川。贺家川地处黄河西岸，这里住有一二零师后方医院第三所。这个所有近200名伤病员，其中重伤员有四五十名，都是雁门关附近作战负伤的伤员。他连夜进行检查和手术，连续三天，才把手术做完。 　　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这里有175名伤员，散住在各户。他们躺在硬梆梆的土炕上，下铺少量干草，令人不忍目睹。一部分人没有床单，没有一个人有毯子。全身长满虱子，穿在身上的仅有一套军装，也因几个月来的战斗生活而尘满垢积，肮脏不堪。他们的绷带几经洗涤，早已变成烂布条子了……” 　　虽然时间匆忙，但白求恩尽量多做工作，来改进休养所的管理。他除了早起晚睡给伤员治疗以外，还帮助建了一个简单的手术室，整顿了病房，把伤员分为三类：第一类需要手术的，第二类手术后的，第三类恢复期的。把下肢伤和上肢伤分开，下肢伤员头朝里睡觉，上肢伤员头朝外睡觉。白求恩还让人找木工制做了换药盘、拐杖、靠背架、夹板等，解决了一些医疗器械问题。每个病房门前设置了“土痰盂”。亲自指导伤病员做功能练习。给医务人员上课，提高换药技术等。

十四、岚县会贺师长 　　1938年6月7日，白求恩一行在一二零师军医处医务主任张汝光同志陪同下，过黄河，经兴县，到达山西省岚县一二零师师部所在地，受到贺龙师长、关向英政委、肖克副师长、周士第参谋长的欢迎。首长们对白求恩来中国支持抗日的国际主义精神倍加赞赏，并对在贺家川给几十名重伤员实行手术表示感谢。

白求恩大夫与贺龙师长真是一见如故，交谈得十分融洽。白求恩说：“我在加拿大，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里，已经知道了你的那把菜刀的故事，它鼓舞我用手术刀去铲除病魔。你是有很高威望的将领，我敬慕你。” 贺龙师长说：“在我们见面以前，天天都有人提起白求恩大夫，八路军指战员都爱戴你，尊敬你。我们非常感激加拿大人民、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对中国抗战的无私援助。”“八路军物质生活条件很差，你从富裕环境来到穷地方，是靠你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坚强意志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红军、八路军能够存在、发展、壮大，也靠这些。靠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靠革命的乐观主义。” 　　白求恩希望尽快去五台山，便在岚县一边检查伤病员，一边抓紧做好过同蒲铁路的准备工作。

十五、来到晋察冀 　　1938年6月16日，白求恩由郭天明同志陪同，从岚县出发，过同蒲铁路封锁线，渡过滹沱河，到达山西省五台县豆村晋察冀第二军分区司令部，受到分区司令员赵尔陆，卫生部长贺云卿热情接待。 　　6月17日，天刚蒙蒙亮，医疗队就出发了。上午十点钟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金刚库村村头，军民近千人列队欢迎白求恩和他的医疗队。聂荣臻司令员身着整齐的军装，精神焕发，站在队伍的先头，显得特别兴奋。前来欢迎的首长还有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舒同。司令部还派出骑兵通讯员跑出十多里去迎接。在欢迎声中聂司令员陪同白求恩进了村。欢迎人群和医疗队员热情交谈，场面隆重热烈，后边是浩浩荡荡驮运物资的运输大队。 　　当日下午五时在金刚库南的古佛寺庙前的小树林里，召开欢迎医疗队大会。军区直属部队，边区政府机关，附近村民，农村干校等数千人集会，舒同主任致欢迎词，白求恩在大会上讲话，刚从阜平县调来给白求恩大夫当翻译的董越千作翻译，他说：“我万分幸运能够到你们中间和你们一起战斗和生活。我要和中国同志并肩战斗，直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讲话以后，抗敌剧社演出了文艺节目。 　　白求恩率领的医疗队1938年1月8日从温哥华出发，同年6月17日辗转来到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历时五个月十天。

十六、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 　　在金刚库聂荣臻司令员与白求恩进行了深入交谈。一见面，白求恩就急切地问道：“告诉我，司令员同志，我的战斗岗位在哪里？”聂司令员非常感动，请他坐下来，给他介绍了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和军区卫生工作的情况，并聘请他担任军区卫生顾问。白求恩立即答应了。 　　6月18日清晨，在军区卫生部长叶青山陪同下，白求恩大夫骑马奔驰60多里山路，来到军区后方医院驻地——五台县松岩口村。军区卫生部的干部、战士排着整齐的队伍，热烈欢迎白求恩大夫的到来。当叶青山请白求恩暂作休息时，他却急切地问“医院在哪儿？伤员在什么地方？”叶青山劝他“先休息一会儿，等吃过饭再去看伤员。”白求恩却向门外走去，面部表情严肃认真地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们不要拿我当古董，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白求恩不顾鞍马疲劳，连一口水都没喝，就跑到后方医院看伤员去了。 白求恩来到后方医院的第一个星期，就为521名伤员做了检查。从第二个星期开始，一个月内，为147名伤员施行了手术。因为后方医院分布在60平方公里的山沟里，我们的伤员分散住在群众家里，每天至少要行走十几里路，每一个病房都留下了白求恩的足迹。 　　7月1日，白求恩给毛主席写信，详细报告了晋察冀军区的卫生状况及他来到这里开展工作的情况。 　　8月15日，白求恩到到冀西巡回医疗。当天来到80余里外的一个后方医疗救护所，为那里的伤员作检查治疗。当他听说后方医院一所还有100余名需要治疗的伤病员时，不顾一天的疲劳，决定第二天就同叶青山部长前往。就这样连续工作数日，为75名伤员进行检查和手术。8月21日，又为10名伤员做手术，其中5例为重伤手术。第二天，他为三分区团长朱良检查颅骨骨折伤情，并亲自为其滴药、手术，术后又亲自进行护理。当日还做了两个截肢手术和一个眼部肿瘤摘除术。在这里白求恩大夫还为重伤员献了血。 　　为了照顾白求恩的身体和生活，经毛主席批准特意给他每月100元的津贴。白求恩立即给八路军军事委员会复电，坚决谢绝这种待遇。他对同志们说：“我是来支援中国的民族解放的，我要钱做什么？我要穿得好、吃得好，就在加拿大，不来中国了。”

十七、创办模范医院 　　为改善边区医疗条件，加强对医务人员培养，白求恩建议因陋就简利用庙宇办一所示范性医院——模范医院，以便边收治伤病员边组织教学。在征求过叶青山部长意见后，他给聂司令员和毛主席写了报告。尽管当时困难很多，毛主席还是来电批准了建设“模范医院”的报告。自从建设新医院的计划批准后，五台县松岩口这个二百余户的山村很快活跃起来了。从8月1日开始至9月5日，白求恩亲自设计，亲自指挥，全体军民一齐上阵，掀起了一个群众性建院活动热潮。军区机关给予人力、物力、财力支援，甚至许多领导同志也先后亲临现场参加劳动。经过五个星期的共同努力，终于在五台山下的一座龙王庙里建立了根据地第一所模范医院。白求恩大夫从国外带来的药品器械大部分放在这所医院，建立了比较正轨的手术室、换药室、药房、化验室，还有一台高倍显微镜。医院有工作人员67人，病区设在几个大院里，全院有二百多名伤员。医生有林金亮、王道建、苏其昌、李铁亚，护士长傅文元，司药赵冲。护理人员很少，忙不过来就请农村的义务护理员、义务炊事员协助护理和做饭。白求恩很赞赏这个军民合作医院。 　　1938年9月15日，晋察冀军区在松岩口隆重召开模范医院落成典礼，军民及各界代表两千余人参加了大会，边区军民代表向白求恩敬献了四面锦旗。聂司令员与白求恩分别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白求恩在讲话中特别指出：“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为什么在三万里以外、地球的那一边的像我这样的人要帮助你们。你们和我们都是国际主义者，没有任何种族、肤色、语言、国家的界限能把我们分开。法西斯们在威胁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击败他们。”白求恩还讲到：“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招呼员的责任是什么？只有一个责任，那责任就是使你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你必须把每一个病人看作是你的兄弟，你的父亲。因为，实在说，他们比兄弟、父亲还亲切些——他们是你的同志。在一切的事情中，要把他们放在最前头。倘若你不把他们看得重于自己，那么你就不配在卫生部门工作，其实，也简直就不配在八路军里工作。” 白求恩的讲话引起了边区军民阵阵掌声。

十八、组建战地医疗队 　　1938年9月下旬，日寇以三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对五台山地区发动了秋季大“扫荡”。在这次扫荡中，刚刚建立起来的模范医院，被战火摧毁。战火使白求恩意识到，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创办正规的医院是不现实的。白求恩的思路又回到在延安时曾与毛主席谈过的意见，即根据游击战争的特点，迅速组织医疗队到前线去，进行巡回战地救护。聂司令员非常赞赏白求恩的意见，立即指示由白求恩、游胜华、王道建、董越千、赵冲、何自新等和数名护理人员组成了医疗队，由白求恩率领到分区进行巡回医疗救护。 　　1938年9月28日，白求恩率医疗队参加了河北平山县洪子店战斗的战救工作，为60多名伤员进行了手术或检查治疗。 　　11月28日凌晨，白求恩接到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请他率医疗队支援在广灵公路组织伏击战的急信，便很快率医疗队出发，在崎岖山路上，冒着飞雪，经过120多里的急行军，于当晚11时来到了三五九旅司令部。第二天战斗打响，白求恩率医疗队把急救站设在离前线不远的一座小庙里。在激烈的枪炮声中，白求恩连续工作40多个小时，做了71例手术。 　　12月8日，白求恩给聂司令员写信，在报告广灵伏击战中救治伤员情况的同时，结合实战需要，提出了新的建议。他指出：“每一个旅都应该有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归自己调动的流动医疗队，它是前方部队急救站和后方医院的桥梁。”他同时建议：“最好把各部队团以下的卫生工作人员和医生集中到后方来，开一个速成训练班。”聂司令员非常同意以上建议。速成训练班很快办了起来，并由白求恩把它命名为“特种外科实习周”。白求恩将学员分成卫生员、护士、医生三个组，亲自给学员讲课、做示范和组织练习。而且三个组每天轮换一次，使大家全面体验各种工作，医疗救治水平很快得到了普及和提高，为战地救治培养了一批骨干。

十九、为伤员献血 　　1938年12月，白求恩在山西省灵丘县杨家庄，为建成一所“特种外科医院”而忙碌着。他亲自提出医院管理方案，起草医院章程，组织有群众参与的医院领导机构“院务委员会”的工作。他多年来一直在追求建成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群众医院的理想，终于在抗日边区实现了。 　　在忙碌这些工作的同时，白求恩每天还要给十几个伤员做手术。但他依然精力充沛，热情很高。 一天，一位股骨粉碎性骨折的伤员需要做离断手术，可是，伤员失血太多，大家担心他经不起手术，然而不及时手术，伤员就有生命危险。在两难之时，白求恩果断做出由医务人员献血，用直接输血器，给伤员进行直接输血的决定。由于大家对献血缺乏正确认识，一时间没有人敢主动报名。白求恩大夫毅然挽起袖子，说：“我是‘O’型血，万能输血者，我输！”站在一旁的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游胜华大声说：“白求恩大夫年纪大，还有很多伤病员等待他去治疗，不能让他献血，我也是‘O’型血，让我输吧！”见此情况，白求恩激动地大声叫道：“别耽误时间，救伤员要紧！” 那个伤员躺上手术台，白求恩躺上另一手术台，伤员和白求恩两臂交叉，用特制的直接输血器，一次次抽取白求恩的血液，然后输给伤员，眼看着伤员苍白的口唇逐渐红润起来。大家为白求恩的献身精神深深打动，相互交换着对白求恩赞许和佩服的目光。 　　事后，经白求恩倡议，晋察冀军区成立了第一支“群众志愿输血队”，每天都有十几名群众在医院俱乐部等候献血，随抽随输，保证手术用血。白求恩大夫称此种献血为“人民血液银行”。白求恩倡导的义务献血队较好地解决了环境异常困难，无法实施间接输血的输血问题，在救死扶伤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白求恩是我军战伤输血的先驱。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的513天里，先后为八路军伤员献血三次。

二十、东征冀中 　　我党建立的冀中抗日根据地严重威胁着敌平、津、保三大据点，是日寇“以华制华”的最大障碍。为此，日寇于1938年冬天，以3万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起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扫荡”。 　　就在冀中军民的抗日斗争处于异常艰苦的时刻，奉党中央命令，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率120师一部赶来参加反扫荡。为配合120师作战，加强冀中部队的医疗救治工作，奉聂荣臻司令员命令，1939年2月15日组成由白求恩、游胜华、朴亮、王云生、董越千、刘文芳、何自新、赵冲、冯志华参加的“东征医疗队”。1939年春节一过，医疗队即从唐县花塔村出发，穿过日寇严密封锁的平汉铁路，直奔冀中。在肃宁东湾里村冀中军区司令部，医疗队受到贺龙师长、吕正操司令员和冀中军民的热烈欢迎。 　　为适应平原作战特点，白求恩将医疗队分成两个小队，一队随冀中部队行动，另一队由他率领随120师行动。根据“各自为战”的需求，在白求恩指导下，还举办了两期卫生骨干流动训练班，并在各部队建立了13个包扎所。 120师深入冀中后，灵活机动，出奇制胜，一开始就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日寇急于想消灭我军，于1939年4月23日凌晨，调集日、伪军两千余人包围了驻扎在河间城北齐会村的我120师716团第三营。著名的齐会战斗在贺龙师长的指挥下打响了。白求恩将战地手术室设在了离火线仅约7华里的一座小庙里，炮弹不时在附近爆炸，白求恩却一直异常镇定地工作着。齐会战斗连续打了3天3夜，共歼灭敌人700余人；白求恩连续工作了69个小时，为115名伤员做了手术。据统计，由于救治及时有效，腹部伤实现了80%以上的存活率。 　　白求恩率东征医疗队在冀中随部队转战4个月，先后参加了吕汉、大团丁、齐会、宋家庄等战斗的战地救治，并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出没于敌后农村家庭病房进行诊治，行程1500余华里，施行大手术315次。 　　在此过程中，为适应这种特殊斗争环境的医疗救治工作需要，白求恩做了许多探索和革新。例如，他发明了一种取名叫“毕普”的药膏，给伤员涂上后，即使在频繁转移中较长时间内得不到手术和换药的机会，也能较好地控制感染，避免伤口恶化。他还因陋就简，利用老百姓常用的荆条编的小提筐，改制成一种换药篮子，便于伪装和携带，非常适宜敌后巡诊使用。他受老百姓运粪的驴驮子的启示，发明了一种称之为“外科手术室”的形似驴驮子的医药器械箱，解决了巡回医疗和战地救护中药品器械不容易运输和保管的问题。边区军民形象地把它叫作“芦沟桥”。

二十一、撰写《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等医学专著 　　1939年6月，白求恩率东征医疗队从冀中前线回到唐县后，因身体不适，于1939年6月下旬住在和家庄养病。在此期间，他非但没有很好休息，反而冒着炎热，不顾病痛，集中精力，用不到半个月时间，编写完成了9章、14万余字（注：译成中文），并有插图119幅的《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一书。 　　编写工作开始不久，他的右手中指生了瘭疽，又肿又痛，不方便打字，于是他就让同事在患部切了个十字口放脓，刚一消肿就又坐到打字机前了。不久脚上又长了脓肿，上药后依然不见好转，他又同样让人切开脓疱，排了脓，接着干。 　　他为什么这么不顾一切地拼命工作呢？白求恩有自己的长远考虑。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是这样说的：“……加美流动医疗队在去年一年曾作过750次手术，但他们一旦移动（离开），而八路军医务人员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所以我以为最好的方法，是外国医疗队不仅直接运用技术工作，而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任务是帮助训练人才。这样，纵然离开，他们自己也能负担起来。”这就是白求恩的良苦用心。 　　聂荣臻司令员在为此书作序时如此评价这本书，他说：“这是白求恩一生最后的心血的结晶，也是给予我们每一位革命卫生工作者和每一位指战员及伤病员的最后不可再得的高贵礼物。” 而白求恩的学生，冀国钧、张业胜在他们合著的《诺尔曼·白求恩在中国》里在评价这本书时是这样说的：现在看来，这本书并没有高深的理论，在军事医学上也没有多少突破，但它在当时是十分实用的，而且即使从医学事业高度发达的今天看，在论述游击战中的军事医学问题上，也当首推此书。 　　白求恩在晋察冀工作期间，根据边区医疗卫生工作的实际，先后撰写了《战地救护须知》《战伤治疗技术》《初步疗伤》《战地外科组织治疗方法草案》《消毒十三步》等20多种医疗卫生教材，对普及和加强游击战中的医疗卫生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十二、参与创建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 　　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在河北省唐县牛眼沟村正式成立。白求恩十分高兴地参加了开学典礼，并发表了充满激情的讲话。 　　白求恩非常关心八路军的卫生人员培训工作。1938年抵达晋察冀军区后，他了解到边区医务人员不但数量严重不足，而且技术水平很低，远远不能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为此十分忧虑。他对聂司令员重视医务人员的培养并计划建立卫生学校的设想十分赞赏。因此，在忙于医疗工作的同时，很重视整顿医院的工作，并致力于筹建模范医院，作为对在职医务人员进行示范教育的重要基地。白求恩还积极编写教材，制定培训计划。从1938年8月13日白求恩写给聂司令员的信中可以看到，他甚至曾愿意有条件地出任卫生学校校长一职。他在信中写到：“如果不涉及把我的活动仅限于本医院（注：指后方医院），我愿意接受校长的职务。”对如何办好卫生学校，白求恩有十分详尽的考虑，在这封信中，他强调指出：“关于建立训练学校的问题，首先必须认识其迫切性，其次应有建校规划。……它需要：1﹒称职的教员；2﹒明确的教学计划；3﹒教科书；4﹒实习的医院或病房。” 　　1939年在东征冀中参战过程中，白求恩仍然念念不忘创建卫生学校的问题。6月20日，他即为卫生学校拟定好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6月底，从冀中回到冀西后，他在写给美国援华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又指出，医疗过程中遇到两个最大的障碍，其一就是“医生没有训练”，并说他已下定决心把教育本地区的医生和护士，作为外国医疗队的首要任务。    　　在学校筹备和开办过程中，白求恩以军区卫生部顾问的名义，经常检查工作，同学校负责人交换意见。他与大家详细研究有关学校建设的各种问题，帮助审阅教员们编写的教材，并亲自编写教材，给学生上课、讲演，还向学校捐赠了显微镜、小型X线机和从加拿大带来的内外科书籍。 　　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从筹建到正式成立及后来顺利开展教学，其中浸透了白求恩大量心血和汗水。

二十三、为抗战争取外援而疾呼 　　从冀中回来后，晋察冀军区领导初步同意白求恩近期回一趟加拿大，为八路军募集经费和医疗物资。这时，白求恩向军区领导建议，回国前再到部队进行一次卫生工作检查指导，并帮助解决疑难问题。军区领导同意了这一建议，并于1939年9月20日组成卫生巡视团。从10月5日起，白求恩率巡视团到基层卫生单位指导帮助工作，做了10余例手术。人们所熟悉的由中央电影团袁牧之、吴印咸拍摄的白求恩医疗活动的影片，就是在这时拍摄的。 　　从巡视过程中发现的困难和问题，促使白求恩更加坚定了尽快回加拿大，为中国人民抗战募集经费和药品物资的决心。 　　来到中国后，白求恩一直向国际社会呼吁，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争取各种形式的外援。1938年5月23日，他给加拿大方面的信中指出：“加拿大必须援助这些人。他们曾为拯救中国和解放亚洲而战……加拿大除了为中国军队中的第一个流动手术队提供人员外，必能再予其他援助，难道加拿大不能独自筹款来维持这支医疗队，不为经济拮据的八路军减少些负担吗？从我的报告中，你可以看到，我预算医疗队每月经费需1250元（中国币），按最近的汇率折算，还不到400加元……”他在后来写给一位美国朋友的信中发出了同样的声音，他说：“我们必须帮助这个优秀民族比我们现在做得更多一些，我们必须帮助他们更多的钱和人。这里急切需要各种技术人才和医生、公共卫生人员、工程师、技师等，总之，一切掌握技术能力的人都需要。”“我计划明年初回加拿大……为了使我帮助这个地区的工作，我计划每月能募集到1000美元保证金。这里的人需要我。这里将是‘我的’生活领域，我一定回来。”为了获得捐助，他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写过许多报告，给美国、加拿大的朋友写过许多信，不间断地向他们介绍中国抗战信息，以及存在的困难。 　　由于有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努力，再加上白求恩的特殊影响，1938年9月，英国援华委员会和保卫中国同盟分别捐助2450英镑和970英镑，作为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的建院经费。 白求恩在投身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时，还热情动员其他国际友人与自己一道战斗。他说服新西兰传教女牧师凯瑟琳·霍尔（注：中国名字叫何明清）参加抗战的故事，是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1938年8月，白求恩大夫的医疗队来到了三军分区驻地曲阳县，与1922年圣公会派来此地传教的新西兰女牧师凯瑟琳·霍尔取得了联系。在白求恩的劝导下，霍尔女士以自己特殊身份出没于日寇占领下的京、津、保，为八路军购买药品、器材，还帮助两名北京协和医院的护士进入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其中一名后来成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的妻子——郭庆兰。 　　白求恩还发挥自己的艺术特长，广泛开展对外宣传。例如，1938年12月，他根据自己在晋察冀边区的生活体验创作了小说《一发未爆炸的炸弹》，生动讲述了一位农民爱国抗日的故事，于1939年7月8日发表在加拿大多伦多《每日号角报》上，又于1939年8月6日刊登在美国《进步周刊》上。又如，他于1938年12月前后创作了散文《创伤》，以辛辣的笔触，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一小撮富人”对中国人民，以及日本本国劳动人民犯下的罪行，于1939年分别刊载在加拿大、美国的左翼刊物上。 　　白求恩以自己特殊的身份，为宣传中国抗战，为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援，做了许多我们自己想做而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二十四、魂驻太行 　　1939年10月20日是白求恩预定启程回加拿大的日子。 　　晋察冀军区为白求恩回国举行的欢送大会开过了，眼看就要上路了，偏在这时，日寇突然集中近3万兵力，向我晋察冀边区发动了大规模“冬季扫荡”。军区命令卫生部即刻组织战地医疗队，赶赴涞源北部摩天岭一带抢救伤员。 听到这个消息，白求恩立刻决定暂缓回国，参加战斗！ 　　军区领导批准了白求恩的请求。当天夜里，白求恩率领军区卫生部组成的战地医疗队，冒着风雪赶了70里山路，来到了摩天岭前线，按白求恩的习惯，手术站就设在离火线约7华里的涞源县孙家庄村边的小庙里。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我军的伤员也在不断增加。正在此时，从北线进攻的敌人，转头开始以孙家庄为中心集结。考虑到医疗队的安全，司令部命令立即转移。医疗队决定将轻伤员先行转走，抓紧时间继续为十几名重伤员就地手术。时间紧迫，哨兵跑来报告：“对面山上发现敌人!”白求恩依然不动声色进行手术。哨兵第二次跑来报告：“敌人正向这里逼近!”白求恩于是果断决定：再增加两张手术台。3张手术台同时手术，大大加快了速度。当最后一名叫朱德士的伤员抬上手术台时，我警卫部队已经同敌人的先头部队接上了火。这时，只听得枪声、炮声响成一片。同志们劝白求恩赶快转移，连在场的叶青山部长都着急了。躺在手术台上的朱德士也不愿意让白求恩冒险，他恳求白求恩，说：“您快走吧！给我一颗手榴弹，等鬼子来了，我就和他们拼了。”白求恩却说：“孩子，谁也没有权力把你留下。现在如果不实施手术，你这条腿就保不住了。”说完，立即开始为朱德士进行手术。手术中，白求恩的左手中指被碎骨刺破，但他没有顾及，一直坚持把手术做完。白求恩带着伤员刚刚转移，鬼子的先头部队就冲进了孙家庄。这天是10月28日。 　　第二天，白求恩手指的伤口发炎了，但他没有言语，在转移到易县甘河净一分区医院之后，又一连两天检查了两个医疗所的工作，做了几十例手术，还为医务人员讲了两次课。 　　

11月1日早饭后,医疗队准备离开一分区医院，白求恩在最后巡视病房时发现一名颈部患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头部肿得很厉害。白求恩立即做了详细检查，并命令赶快把已装上驮子的手术器械卸下来,马上进行手术。手术中,因为匆忙，他没有戴手套,不幸使受伤的手指受到了致命的感染。 　　

11月2日，他带着伤痛为200多名伤员做了检查。 　　

11月3日，受伤的手指变得越来越肿了，他用手套将伤口裹好，又为13名伤员做了手术。 　　军区领导得悉白求恩患病的消息后，非常担心，立即命令马上送白求恩回后方医院，想尽一切办法为白求恩治疗。 　　

11月4日，白求恩勉强靠在床上，修改了卫生巡视团的工作报告，并写了一份关于防治虐疾的讲课提纲。 　　

11月5日，白求恩病情已经越来越严重，被感染的手指，肿得比平时约大两倍。但他仍让身边人不要担心。晚上，他将手指浸泡在一盆浓食盐水中。 　　

11月6日，白求恩居然没有用麻药，亲自给自己感染的手指开刀放脓。晚上，他还参加了驻地举行的欢迎会，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11月7日，白求恩一定要到前线去。下午两点钟左右，他与医疗队同志，冒着雨，没有骑牲口，踏着泥泞的山路，到天黑后，爬过一座大山，才来到宿营地。 　　

11月8日，白求恩拖着高热39﹒6℃的病体，与医疗队同志继续冒着严寒，赶了70华里崎岖泥泞的山路，来到王家台我军某团卫生队。这里离前线约10来里，电话打不通，白求恩要求大家设法通知前线部队把伤员送来，并特别指出，遇有头部或腹部受伤的伤员，必须抬给他亲自看看。 晚上，白求恩与在场的医疗队人员交谈了2个小时的卫生工作问题。11点才入睡。 　　

11月9日上午，他的精神忽然很好，准备到前线去。下午，他的头剧烈地疼痛起来，高热40℃，开始颤抖、呕吐。 　　

11月10日，前线同志赶来看望白求恩，并传达军区领导命令，立即把他送到后方医院去抢救。这时，他似乎已经感觉到自己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躺在担架上，没有言语，途中几次呕吐。 下午3时，护送白求恩的担架来到唐县黄石口村后，白求恩硬是不许再走，决定宿营在黄石口。 夜深了，他一度晕厥过去。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到了最坏的程度。

11月11日早上，白求恩写信给翻译朗林，告诉他自己的情况，并要求转告军区领导，赶快组织手术队到前方做战地救护。 　　白求恩病危的消息，牵动着根据地军民的心。军区首长指派军区最好的医生林金亮同志组织抢救；战士们从前线送来刚刚缴获的急需药品；黄石口的老乡们赶来要求献血……各种各样的办法都用上了，白求恩的病情仍在继续恶化，脾脏肿大，体温下降，脉搏细弱，但神志则极清醒。下午4时20分，白求恩挣扎着坐起来，神情安详地给聂荣臻同志写信。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 …… 　　告诉加拿大和美国，我十分得快乐，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多有贡献。 ……最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感觉遗憾的就是稍嫌孤闷一点，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话还嫌不够。 ……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在这封遗书里，白求恩把自己身边所剩的物品一一标明，送给相关同志。同时，还嘱咐，“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1939年11月12日凌晨5时20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诺尔曼·白求恩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历程。 　　白求恩的逝世，使边区军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 　　

1939年11月17日，晋察冀边区军民两千余人，在唐县于家寨为白求恩举行了隆重的殓殡典礼。

11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唁电，并致电白求恩的亲属表示慰问。

11月23日，八路军朱总司令通令全军举行壮烈哀悼。

12月1日，延安各界召开了追悼会。毛泽东主席献了花圈，并亲笔题写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

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又发表《学习白求恩》（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纪念白求恩》，并做了文字修订），再次悼念。

1940年1月5日，晋察冀边区军民1万余人，在唐县军城南关为白求恩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聂荣臻司令员率全体将士深切哀悼白求恩大夫，并于灵前宣读祭文。在追悼大会上，聂荣臻司令员郑重宣布：将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易名为白求恩学校，其附属医院易名为白求恩医院。白求恩学校即是后来的白求恩医科大学和今天的白求恩军医学院；白求恩医院即是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40年2月，由聂荣臻司令员亲自选定墓址，在唐县军城南关破土修建白求恩陵墓。